涂秀虹：论明代建阳刊小说的地域特征及其生成原因

《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可能成书于元末明初，但由于没有刊刻，当时知道的人很少，流传相当有限。嘉靖元年到万历中期，《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江南等地的刊刻还不是太多，可是，建阳的版本已经有几十种，有的书坊板片因刷印太多模糊了而新雕。嘉靖开始建阳书坊大量刊行通俗小说，这些小说以其刊刻迅速、价格低廉而把通俗小说向最广大的民众普及。

从熊大木开始出现的通俗小说新编虽然今天看来艺术粗糙，但当时一再翻印，也为江浙等各地书坊大量翻刻，最大限度地普及了通俗小说。通俗小说的繁荣造成了小说传播的巨大声势，也更扩大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影响。

可以想象，若没有通俗小说繁荣的局面，没有大量的通俗小说培养大量的读者，那么《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名著独秀于空林，恐怕像一些文言小说那样逐渐被遗忘并不是不可能的。

以嘉靖之后通俗小说刊刻的盛况反观明代初年通俗小说的刊刻，我们不能不肯定建阳书坊对于小说创作与传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释：

[1] 此就目前所见所知统计，包括一些已佚版本，还包括现存一些上图下文版式的残本（残叶），学界一般归为建阳刊本。同一种小说若存不同版本，以不同版本数计。以下涉及统计数字，亦以此为标准。

[2] 国内现存《剪灯新话》明刊本四种，建阳刊本占了两种，在《剪灯新话》的刊刻中建阳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张光启刻本是《剪灯余话》的第一个刻本，在《剪灯余话》的传播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与建阳总体上较少刊刻文言小说并不矛盾。根据学界研究可知，《剪灯新话》的明代刊本并非仅此四种，洪武永乐年间已有刊本，但已不存，永乐十九年之后由瞿暹刊刻的本子国内不存，但朝鲜、日本的本子多源于此本。张光启“命工刻梓”时《剪灯新话》已经是“四海盛传”了。另外，张光启出于文人雅好与推广《剪灯余话》之意合刊二书，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此后“剪灯系列”出现的一系列新作，尚未见建阳书坊刊本。

[3] 叶盛《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第213页。

[4]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刻本影印本，第1402册，第82页。

[5]《明实录》第二十八冊，《太祖洪武实录》卷二百0九，长乐梁鸿志民国二十九年影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鈔本，第九叶。

[6] 施鸿保《闽杂记》卷八“麻沙书板”，光绪戊寅（1878年）申报馆印。

[7] 佚名《松下杂钞》卷下，孙毓修编《涵芬楼秘笈》第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影印本影印，第三册，第368页。

[8]《（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50页。

[9] 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0] 参看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4页。

[11] 参看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12] 《明实录》第九七册，《英宗正统实录》卷九十，民国二十九年影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第六叶。

[13] 祝允明《野记》卷一， 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

[14] 施鸿保《闽杂记》卷八“麻沙书板”，光绪戊寅（1878年）申报馆印。

[15] 袁铦《（弘治）建阳续志》，齐鲁书社1995年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明弘治刻本影印本，史部第176册，第87-88页。

[16]其中包括近年由潘建国发现的书林文萃堂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见潘建国《海内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闹东京>小说考》，《文学遗产》 2008年第5期；叶明生发现的书林忠正堂刊《显法降蛇海游记传》，现存清乾隆十八年文元堂重刊本，参看叶明生《海游记校注》，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民俗曲艺丛书》2000年版。

[17] 刘世德《（三国志演义）熊成冶刊本试论》，《文献》2004年第2期。

[18]当然并不排除此本刻印于建阳。很有意义的是，由此亦可见明代后期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的合流。此合流体现在多方面，一是建阳书坊刻书地点的迁移，如建阳叶氏、余氏、熊氏等刻书世家都于金陵设立分肆。二是刻工的合流，建阳的优秀刻工如刘素明既为建阳书坊刻书，又为江南书坊刻书；建阳书坊也聘请江南刻工，如余君召刊本《英烈传》刻工署王少淮；建阳书坊还聘请建阳与江南的刻绘名家联手合作，如萧氏师俭堂刊戏曲《幽闺记》即为刘素明与版画高手蔡元勋、刘松年的合作。刘素明还与江南很多刻绘名手合作为江南书坊刻书。三是版面形态，明代后期建阳书坊不少刊本，如熊飞刊《英雄谱》、人瑞堂刊《隋炀帝艳史》，以及大量的戏曲刊本，都是江南刊本所常见的大幅全图的插图版式，故而学界多认为这些刊本不刻于建阳本地。而建阳书坊刊本的插图形式也影响了江南刊本，除江南刊本也有上图下文的版式外，如余季岳刊《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所用的月光版插图形式就为后来李渔刻书所采用。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的合流推动了明清刻书业的发展，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发展，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由于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建阳书坊在刻书业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被淡化，建阳书坊逐渐消亡了，但建阳书坊的刻书和经营经验融进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刻书业的长远发展之中。

[19] 《孟子章句》卷一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四部要籍注疏丛刊·孟子》，第89页。

[20] 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21] 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2] 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上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8页。

[23] （嘉靖）《建阳县志》卷四《治署志》附坊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

[24]《明史》卷四十，志第十六，地理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冊，第918页。

[25] 《（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41页。

[26] 《（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43页。

[27] 《（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265页。

[28] 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29] 《（万历）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300页。

[30]比如《全汉志传》的版本即如此，序文、卷端的题署和卷终的牌记所署书坊不一。

[31]如余彰德与余象斗就曾合作刊刻《古今韵会小补》。

[32] 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90页。

[33] 方日升《古今韵会举要小补》卷首，李维桢撰《韵会小补再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二一二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34] 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35] 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112页。